龙泽居
新山村11号是一栋两层小红楼。它坐落在岳麓山的阳坡上，隐藏在一个红枫和樟树的屋顶下。
门前有个小小的花园，摆满了茉莉、米兰、石榴、海棠、菊花、一串红、花辣椒、鸡冠花、凤仙花、万年青、紫罗兰、天竺葵、夜来香等盆景，灿烂缤纷，清香怡人。
这是珍妮罗对罗爱兰教授辛勤工作的奉献，而现在只有罗教授的灵魂在这里赏花。
我穿过花园，走进我熟悉的罗老师的卧室和书房。
房内的格局一如罗老生前。
当我进门时，我看到墙上有一个屏幕。这是鲁迅先生给罗教授的一封短信的复印件。
当窗两张书桌，罗老生前就坐在书桌旁看书、阅报、写作;欣赏山上红彤彤的枫叶、翠滴滴的樟树和罗师母用汗水浇出来的鲜花;给前来求教的大学教师、青年学生解答难题，指点迷津。
我是其中之一。
今天，我面对这物是人非的情景，感情如湘江之涛汹涌呼啸，贮存在大脑深层的一幅幅图景，又浮现在记忆的屏幕上。
我偶然成了他的。
1981年5月的一天，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周涤尘老师对我说：“外语系有个著名的教授罗皑岚，年轻时是个作家，鲁迅写信赞扬过他的作品，你去访问访问。
“我真是喜出望外。下午，我怯生生地来到了罗家——新芝山村11号。
敲了敲门，无人应声，我就推门进去，只见一位老人坐在书桌旁，正在埋头翻阅《长沙晚报》，平阔而光秃的脑门顶突兀在空中。
我走近他，问:“你是老罗吧？”他这才意识到我的到来，慢慢放下报纸，用颤抖的手摘下老花镜，抬起头，斜眼看着我，方脸下方挂着一条“瀑布”。
我赶快自报了家门，说明了来意，他轻声地说：“坐吧!”不一会儿，我们就谈上了正题。
当我没听清楚的时候，我打断了他，让他重复一遍，但我还是没听清楚。他拿着笔在纸上写着，一边写一边屏住呼吸，似乎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手指上，但还是握不住笔管，手频频颤抖，写下一组组散乱的波浪线。
有时谈到某幅照片某本书，需要在他身后的书架上找，他先用两手扶着藤椅的扶手，然后支撑着身体慢慢地站起来，两腿抖动不止，我见他这样吃力，请他别找，他仍坚持，找了几下找不到才算。
当他的手空空闲时，他下意识地在桌子周围移动，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放。
通过这次访问，我得知他是湘潭人，青少年时代到清华学校读书，后到美国留学，归国后一直在一些名牌大学教书，建国后创办了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。
年轻时，他出版了长篇小说《苦果》和短篇小说集《六月杜甫》、《赵洁》和《红灯笼》。他是著名的英美语言文学教授，也是国内有一定成就的作家。
1928年10月鲁迅先生曾写信称赞他的短篇小说《中山装》。
这次访问回来后，我写了一篇短文，发表在《湖南师范大学学报》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三期上。
之后我经常向罗教授求教，他都热情回应。他还把蛋糕、桃酥、莲酥放在我面前，让我和他一起分享。
他像一部活字典，谈到在书上看不到的许多著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故事。
他的手无意识地在桌子上移动，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放。
第二年年初，我被派遣到沅江下游的古城常德教授中国语言文学课程。
大概是相距远了吧，他对我的关怀更为强烈。
他在信中回答了我的问题，并告诉我要克服悲观情绪。他叫我写文章要小心，不要连累。
在十一个月之内，他就给我写了十五封信。
今天重读这些以不规则波浪线排列的信，依稀看到他写信时吃力的样子，依稀听到他认真的声音。
大概是相见难了吧，他在信中一再叮嘱我到长沙去。
1982年的暑假寒假，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是多么开心啊！他谈到了自己的近况，以及自己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选集。他给我看了他的朋友和学生(都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和作家)以及他儿子的来信。
他说话的时候，双手不停地在书桌上面下意识地移来移去，好像无处安放似的。
最难忘的是寒假的那次参观。
岳麓山仍然一派郁郁葱葱的春天景像，只有气候的变冷标志着冬天的到来。
罗教授穿着臃肿的棉袄和长裤，但精神却很高昂。
我几次去看他，去向他请教。
离开长沙之前，我去和他道别。
道别过后，我就像往常那样，大踏步地走了出去。
当我穿过狭窄的院落，向通往山下的坡道走去时，突然听到罗老太大喊一声:“老罗送你一程！”一转身，我惊呆了:老罗弯着腿站在门口，靠在红漆门框上，费力地抬起右手，微笑着向我招手；寒风吹动他胸前的银须，缓缓飘起；夕阳的余晖透过树缝照在他的右手上，像一只光芒四射的火炬。
这是一副多么自然、美好的图画。
罗老在那次告别中所蕴含的对一个学生的深情，在这次重访中被我充分理解。
我过去一直以为罗教授的身体是健康的、四肢是是健全的。
这次珍妮罗告诉我，1957年被打成后，老罗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创伤。十年之后，他受到了更大的打击，导致两次中风，瘫痪。虽然疾病最终被治愈，但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。他的腿再也支撑不住身体，抬不起脚，只能拖在地板上，就这样十几年没出过家门。
听罢罗师母含泪的诉说，我像触电似地想象着罗老冬季送我的艰难情景。
他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走到门口为我送行。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！他只能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，双手扶着路边的桌椅和墙壁，慢慢地把前脚往前挪，然后拖着后脚。对他来说，走四米多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。
况且我道别后就大踏步地走出去，他要送上我，还得急急前行，那真是“仓皇失措的愁一路”了。
想象着这一幕，心里充满了自责。
我为什么不早早了解他的腿脚情况，预先请求他不要送我呢 我为什么没有估计到他会起身送我，而慢慢离去呢 我为什么离去前不跟忙着家务的罗师母打招呼，让他搀扶着他走过那段艰难的路程呢
更让我遗憾的是，这种告别成了我们永恒的定式。
我因为一直误认为罗教授的身体是健康的，加上他的精神振奋，心情舒畅，以为他还能活几年，我还有许多见他和向他请教的机会。
我不知道他很快就悄悄地离开了人世。
1983年4月初到达母校参加罗教授追悼会，随后来到新芝山村11号。
曾在医院陪护罗教授的、在长沙市蔬菜研究所供职的曹壮先生，匆匆忙忙地找到我，描述罗教授病中对我的关切。
曹庄先生的声音激动而悲伤。
“罗教授多次谈起你，有时会说，‘泽菊好久不见了。等你好了再说吧！沉默了一会儿，他说:‘他工作忙，这么远过来不容易。
’他希望你来看他，我们都没有估计他会去世，所以没通知你。
嘿，我犯了个错误！
我仿佛看到罗教授躺在白色的病床上，和曹先生悠闲地交谈着。
他的手在被褥上面下意识地移来移去，好像无处安放似的。
“有一天，老罗从沉睡中醒来，仿佛做了一场噩梦，一本正经地对我说:‘也许我不行了。我有话要说。如果我死了，你告诉泽朱。
’他时断时续地说：‘他打算从事文学研究工作，你要告诉他，作家要深入生活，评论家也要熟悉生活。
去作家生活过的地方，去作家描述过的地方。
希望他到北方去生活几年，了解北方的风土人情，再与南方作比较。
谈了一会儿后，他开始喘口气。要知道，这次他是因为感冒得了肺炎。
休息了一会儿，他又打起精神来：‘你还要告诉他，评论家要有多方面的知识，要学会欣赏音乐和美术。
罗老本人非常喜欢湘潭民歌和非裔美国人的音乐，他当时甚至哼了几首家乡的民歌给我听。
没有哼完，他就喘起气来，稍待平静，他又慢慢地说起来：‘你告诉他多多练习创作，写诗，写小说，写散文，即使不能发表，也不要紧。
中国有些评论家不搞创作，写无聊的文章是大忌。
’说完，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如释重负一般，眼睛闪出夺目的光辉，脸上荡开难以察觉到的微笑。
“第三天，我又去看守他。
他的病情加重了，饮食大减，眼睛疲乏而没有光泽。
我真担心他熬不过来。有七十七个人。就这么说吧。
但他强打精神，又与我断断续续地谈起来，说柳无忌、罗念生、王慧敏，谈他在国外进修的儿子，谈你。
他想让你找一个懂外语会说普通话的女生做朋友。
又过了几天，他的病情又好转了，医院说可以出院了。
他说他出院后会去看你。
谁知出院前一天，他的喉咙卡了一口痰，没有吐得出来，就去世了，医生抢救也没有来得及。
听完曹庄先生的叙述，我感到说不出的激动和惊喜。
罗教授给我这么多的宝贵遗言，是我没有意料到的。
这些谆谆教诲我个人听不进去，只能抱憾终生。
今天来到新芝山村11号，罗老太太还住在这里。
小花园的鲜花，仍在热烈的开放着;红彤彤的枫叶和碧绿绿的樟树仍在掩映着这栋红色小楼;罗教授卧室兼书屋的陈设，仍然像他生前那样布置着;罗教授的音容笑貌，仍在眼前浮现;罗教授的谆谆教言，仍在耳边回响。
新石山村11号，永远在我心中。
[责任编辑:刘寒露]
【来源: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】
